大禮議是指發(fā)生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到嘉靖三年(1524年)間的一場皇統(tǒng)問題上的政治爭論，原因是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為其改換父母的問題所引起，是明朝歷史第二次小宗入大宗的事件。

明世宗登基不久便與楊廷和、毛澄為首的明武宗舊臣們之間關(guān)于以誰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義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號的問題發(fā)生了爭議和斗爭，以內(nèi)閣首輔楊廷和為首的“”繼嗣“要求世宗改換父母。當時觀政進士張璁上疏責(zé)廷臣之非，提出了“繼統(tǒng)”的理論。至嘉靖三年(1524年)，以世宗欽定大禮而結(jié)束。

大禮議的核心是明世宗能否改換父母的重大爭論，即對明武宗遺詔如何詮釋的問題。大禮議事件是明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大禮議中張璁以明武宗遺詔為利器，打破了楊廷和一手操縱的廷議，并通過合理解讀明武宗遺詔的文本邏輯和內(nèi)容，維護了明世宗與興獻王的父子關(guān)系，挫敗了楊廷和及其依附者不顧明世宗繼位的實情而強迫明世宗依照漢宋舊例改換父母的圖謀，確保了明代法律的尊嚴和政治的秩序，并因此開創(chuàng)了嘉隆萬大改革的新局面。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獻皇帝神主奉安于奉先殿東室觀德殿，上尊號“皇考恭穆獻皇帝”，明世宗生母改稱“圣母章圣皇太后”，九月改稱明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張?zhí)鬄椤盎什刚咽ゴ葔刍侍蟆?，十一月邵太后卒，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xié)天祐圣皇太后(后改為太皇太后、皇后，即孝惠皇后)，葬入茂陵;嘉靖四年(1525年)冊封庶母王氏(興獻王側(cè)妃)為睿廟淑妃(嘉靖十一年卒，謚號“溫靜”);嘉靖五年九月“奉安恭穆獻皇帝神主于世廟”;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則追尊廟號為“睿宗”，十二月，蔣太后卒，謚號為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圣獻皇后(慈孝獻皇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獻皇帝神主供入太廟，“既無昭穆，亦無世次，只序倫理”，“奉睿宗于太廟之左第四，序躋武宗上”。

原有興獻王墓也相應(yīng)按帝陵規(guī)制升級改建，即后來的明顯陵。

影響

積極

大禮議不是簡單的禮儀之爭，而是一場激烈的政治斗爭，即新舊政治勢力的較量。明武宗暴亡后，明代政治秩序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恢復(fù)正常。大禮議的發(fā)生和較長時間的持續(xù)，就在于身為皇帝的明世宗暫時并未擁有全部的皇權(quán)。換言之，大禮議是明代皇權(quán)由明武宗流向明世宗的必要路徑，也是恢復(fù)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驟。明世宗在大禮議中一步步的勝利和楊廷和集團一步步的失敗，其實就是明世宗皇權(quán)一點點地獲得和明代政治秩序一步步地恢復(fù)。這一爭論跟明代其他時期的廷議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僅僅從禮制方面引經(jīng)據(jù)典，對大禮議進行純粹古禮的解釋，不可能真正認清其本質(zhì)特征及其在明代政治長河中所具有的獨特作用。

在楊廷和集團的敗滅過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長。在大禮議中，張璁等人與楊廷和集團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抗爭，既贏得了明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雙方的了解，使明世宗發(fā)現(xiàn)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作為沒有東宮舊僚的明世宗從議禮雙方的表現(xiàn)中真切認識到了取舍大臣的一個主要標準，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禮主張。因為誰也無法全盤否定世宗的大禮觀點。借助于大禮議組建自己能夠掌控的人事格局，這是明世宗最大的政治收獲，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欽定大禮，標志著明代皇權(quán)從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明武宗時代基本結(jié)束，嘉靖革新時代真正到來。大禮議拉開了明代改革的序幕，楊廷和集團的徹底垮臺和張璁等“大禮新貴”的崛起使清除弊政成為可能，嘉靖政治也因此進入全方位的變革創(chuàng)新時代。

　消極

另一方面，大禮議使得楊廷和與明世宗兩人形同陌路。楊廷和被削官為民，更中斷了楊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經(jīng)濟改革，世宗日漸腐化，大肆興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長生不老之術(shù)，此后明朝政治風(fēng)氣愈發(fā)頹廢。議禮派“以片言至通顯”，因迎合皇帝而從下級官員升至首輔、六卿，使朝廷官員看到奉迎君主帶來的好處，嘉靖十七年后，內(nèi)閣十四個輔臣中，如徐階、顧鼎臣、嚴訥、夏言、郭樸、嚴嵩、袁煒、高拱、李春芳等，有九人是通過撰寫道教的青詞起家的。從此明朝官員中諂媚阿上之風(fēng)盛行，政風(fēng)日益敗壞。